差点夭折的“首期”
事情的起因有点蹊跷。
创刊号编完后，他们决定把当期的重点内容与办刊宗旨，在报纸上做个广告，造点声势。广告最
甘肃省省委宣传部领导出于慎重，调去当期稿子审读。之后，又找曹克己谈话，指出另外几篇如《末代皇妃李玉琴》等稿子也有问题。
曹克己代表社里做了检讨，把责任承担下来，并表示把有问题的稿子全部换掉，再报批。随即找胡亚权与郑元绪商量，要他们不要有压力，按照要求迅速把稿子抽改掉。之后，他又与胡、郑一起，研讨杂志的方向问题，这次“变故”对这本杂志来说很重要，可以说是确立了《读者文摘》不以“敏感题材”去争取读者的办刊方针。
按照杂志预定的创刊日期，当期抽改稿子有点来不及了。手头也没有更好的稿子可以更换。这时候胡亚权读到一篇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这篇小说原发在宁夏的《朔方》上，没有多大的影响。胡亚权觉得这篇小说虽然有些长，几乎有一万多字，对于把精练与简短作为选稿标准的他来说，有些勉为其难，但正好可填补被抽掉的几篇稿子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小说体现了他们对于杂志的定位，就是用真善美的东西来解读人性。后来这篇小说被谢晋改成了名传一时的电影《牧马人》。
创刊时的《读者》杂志，左起郑元绪、胡亚权、彭长城。
首期稿子再次报到省委宣传部，经过审查，同意出版。
这次变故，对于《读者文摘》事关重大，这使它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远离热点，关心人类最本质的亲情与人性化的办刊特点。虽然一切都显得有点阴差阳错。
清查《读者文摘》“精神污染事件”始末
杂志影响力的日盛，也使他们成为被关注的焦点。1983年10月，杂志再次遇到麻烦，比起刚创办时的那次风波，这次则要“严重”得多。
甘肃省委宣传部通知他们，杂志先暂时停刊，听候处理。省委紧急召见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曹克己，杂志社才知道被人告了，而且惊动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1983年初，全国正在整顿报刊与出版界的精神污染问题。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高级内参上发表了一个专题材料，题为《甘肃〈读者文摘〉以大量篇幅宣扬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材料列举了杂志创刊以来的三大“有问题”的文章。一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法国总统戴高乐的政治生涯的文章，讲述戴高乐总统是主张欧洲复兴与反对美国的故事，此材料认为，文章把戴高乐写得比共产党员还好。第二大问题是说《读者文摘》在1982年第9期的封底上转载了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组织的一次评选总统的民间调查，这个调查评出了美国历史上最佳与最差总统各十名。这个排名在美国1948年和1962年都曾经搞过，在这次评选中，尼克松成了最差总统。但“告状信”却给了他们一顶“大帽子”，尼克松是与中美建交的主要人物，刊载这篇文章会损害中美关系。而第三个“罪状”则认为，《读者文摘》之所以能迅速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取得很大的发行量，主要就是杂志的办刊方针脱离了政治，她所宣扬的一些人性化与国外的东西，有自由化思想的倾向，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的东西”的阵地。
这个材料写得火力很猛，大有把《读者文摘》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意图。在当时清查“精神污染”的背景下，抛出这样一篇东西，使《读者文摘》很可能成为一个“靶子”或者典型。胡耀邦看到这个内参后，提笔批示给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让其过问此事。李子奇正在北京学习，他当即要求甘肃省委宣传部调查解决。
省委宣传部觉得问题严重。《读者文摘》是省内惟一一份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杂志，省里对这本杂志也很重视。为了慎重，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部长聂大江，决定组织一个专家组，请大家对这本杂志进行全面评判。
《读者文摘》再次面临风雨，工作停顿了下来。编辑部空气紧张，他们自信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可是结果会是什么，却谁也无法预料。而更让他们寒心的是，据说这个文件是由一封揭发信引起的，而信恰恰是社里的某位领导写的。这位领导不太赞成《读者文摘》的办刊方针，，把它看成是一本“有问题的杂志”。于是授意部下，在每期杂志出来后，专门收集杂志上他们所认为的问题，并且把这些归纳整理出一份报告，递了上去。身为出版社总编辑的曹克己身处漩涡的中心。见惯了各种风雨的曹克己摊开已出版的二十多期杂志，仔细对照检查被指称的问题。
编辑部的压力大到了极点。曹克己在全社会上表态，说：“如果这本杂志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出了重大问题，我负主要责任。”私下里，他又找到胡亚权，说：“你们年轻娃娃不懂事，出了大的问题由我负责任；就是别人说错了，没有什么问题，你们也要自己提高业务水平。”同时要求他们不要有什么负担，把下期稿子编好，随时准备出刊。
十天后，省委宣传部聂大江部长召集了一批高校的教授与甘肃省内的文化人，组成一个小组，对《读者文摘》的问题进行清查。兰州大学教授柯扬先生与西北师大的甘棠寿教授分任正副组长。聂部长要求他们用三到五天的时间，把创刊号到当时为止的杂志全部看一遍，看究竟是什么问题，再向中央报批。
柯扬先生对《读者文摘》一直抱有好感。他对那个材料的行文非常反感，但又不知道省委的态度。于是他就问聂大江部长：“在查这本杂志的时候，要不要坚持我党一贯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聂大江说：“当然要坚持，有什么问题，说什么问题!”柯扬这才表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柯扬先生带着几个人，住在一个小招待所里，进行全封闭的审查。出版社拿来了两套很全的杂志，大家分头进行审读。富于正义感的柯扬教授对这种无中生有的做法深恶痛绝。他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如果专门找问题，这个杂志肯定就完了，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觉得应当本着实事求是与积极的态度对这本杂志进行审读。
他找来了甘教授商量。两人商量的结果，是先拿出个审查材料的框架，即把基调定下来。他们认为，先把成绩讲足，问题也要说清楚，第一块是创办以来的成绩，第二块是创办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第三块则是关于今后办好《读者文摘》的一些建议，他认为应当把重点放在第三块上。甘先生说：“大合吾意。”最后又把全小组的人召集在一块，大家也都同意这种说法。
调子定下后，我们在审查的过程中，反而发现了材料中断章取义的问题。那份材料把杂志内互相无关的东西放到一起，而且上纲太高。经过三天的审查，最后他们形成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杂志的成绩。当然也指出了三到四条问题，如对国外的某些政治家的评价“引用的是原文，因为没有处理，有些偏高的倾向；有的文章超过了当时人们的接受度”。还有一条意见是，一些漫画与小品没有什么意思，可要可不要。结论则是，应当珍惜这本杂志的存在。审查小组最重要的一条结论是：同意让《读者文摘》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改进上面这些所谓的“问题”，还是可以办好这个杂志的。这个报告的潜台词是杂志不能停刊，相反要更好地办下去，报告呈给了聂部长。
三天后，柯扬给他打电话，问他的意见，聂部长哈哈大笑，说：“我们当然尊重你们的审查意见。”柯扬悄悄把意见又告诉了胡亚权。胡出了一口长气。当时出版社也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总编辑曹克己与当时的社党委书记马谦卿都是一个态度：找出错误原因，全力保住杂志。
甘肃省省委宣传部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继续办好这本杂志。10月中旬，甘肃人民出版社接到省委宣传部的通知，杂志于第11期恢复。当年参与此事的许多工作人员，到现在都说自己挽救了杂志。他们把这当成了一种“荣誉”。但这件事却给大家的心理埋下了一个阴影。
10月25日，1983年第10期与第11期合刊出版，《读者文摘》杂志再次艰难起航。
人民“反对”《读者》
1996年，《读者》又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一本书里一篇关于《再认识：亲美的心理瘟疫何以蔓延》的文章，把《读者》杂志当成了一个亲美心理与传播小资情调的标本。那种带有诗人自言自语与非理性的反叛语言风格的论调，把《读者》杂志放到了一个“可怕的立场上，并且代表“人民反对《读者》”。
我所要说的是：宽泛而无孔不入的美国印记，在我们自身心理上造成的瘟疫，倒是值得叫好说上几句的。首先我想提到一本杂志，名叫《读者》，我指的是中国大陆出版的原名《读者文摘》现因知识产权原因改名为《读者》的这一本。我知道中国的《读者》同美国的《读者文摘》不能等同，我也知道《读者》选用国内的作品比重较大，我更知道《读者》的追求及其民主情怀。但是对《读者》杂志的看法，90年代初，朋友们和我就很长时间地议过。《读者》实质就是一处小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乐园(注意：原文如此，我在小资产阶级前面又加了一个小)。我冠之以“小小资产阶级”不是借意识形态之刀来砍人，因为即使在西方，资产阶级在社会学意义上也是一个批判概念。为什么这样说《读者》?《读者》跟亲美的心理瘟疫有什么联系?这么说吧。《读者》能够从最大程度上满足文化水平一般但又安于现状的小人物们的虚荣心，她使得小小资产阶级们通过一些难度不大的哲理破译使人获得一种智力上升的错觉，一种逃避现实的快感。
这本加上盗版等形式出版的书籍，估计在中国发行了将近100万本。书中所涉及的对《读者》杂志的攻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叫好的人们认为这种说法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读者》杂志的亲美倾向”成为大众议论的焦点话题。
与此相对应的是另外一种声音。那种被称为“小小资产阶级”的读者们，对这样的称呼“很反感”，他们反对对《读者》的指责。他们的立场很坚决，充满着对《读者》的下意识的爱护。
书一出来，许多读者就给杂志社打电话，说这本书诽谤他们，把他们说成一种亲美的杂志，鼓动他们告这本书的作者。杂志社的人却保持习惯性的沉默。他们恪守着不解释不回答不参与的习惯做法，因为他们相信那仅是“一家之言”。何况那本书说得并非全无道理。
但其后的情势却不是他们所能预料到的，许多报纸开辟专栏为《读者》鸣不平。据统计，仅1996年，全国就有近四百多家报纸发表文章，谈及这个问题。而一些著名作家、学者更是主动参与笔战，坦陈不同的见解。
这中间最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为巴蜀鬼才的著名作家魏明伦先生。魏先生看了那段高论后，觉得有话要说，便写就一文发在报端反击：读者由几个无名有为之士白手起家，创出名牌，流行全国，传播海外。《读者》适应了中国处于“初级阶段”的国情，兼顾了各阶层多元的审美需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所以才会创造每期畅销400万册的惊人纪录……
……至于耸人听闻的“亲美的心理瘟疫”与《读者》到底有何关系，政论家扣完帽子，便扬长而去。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岂能趁出书之机信口雌黄，公开侵害具有法人资格的《读者》杂志的名誉!更有甚者，一连践踏订购《读者》杂志的400万读者，竟将如此众多的中华同胞联上“亲美的心理瘟疫”；将广大读者斥为“小小资产阶级们”，“文化水平一般但又不安于现状的小人物们”!打击一大片，惟你最革命……
魏先生此文笔锋尖锐，如同檄文。文章在1996年的《成都商报》上发表后，有上百人同时推荐这篇文章，要求《读者》转载。
其时关于此事的讨论闹得市井皆知，一味沉默，似并不明智，考虑再三，胡亚权决定将此文刊出。作为《读者》的一种回应。其后再没有提及此事。像是面对一个无理争吵的人，他们的冷漠使许多声音最后悄然消失。
(摘自《读者传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定价：38.00元。社址：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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